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美国，密西根州，底特律。
汤姆站在街角，手里捏著一张皱巴巴的报纸。
风从休伦湖那边吹过来，钻进他那件磨破了领口的大衣里。
汤姆缩了缩脖子，把报纸展开，又看了一遍那则招聘gg。
底特律钢铁厂招临时工，日薪一美元。
一美元。三年前，汤姆的父亲在福特工厂一天能挣五美元。
现在，一美元的工作，还要排四个小时的队。
汤姆抬起头，望著远处工厂的那排烟囱。那些烟囱曾经日夜不停地冒著黑烟，把天空染成灰色。
现在，它们沉默地矗立著，像一排死去的树。
街上的人越来越少，店铺一家接一家地关门。
街角的咖啡馆早就关了，橱窗上贴著“转让”的牌子，风吹雨打，字跡都模糊了。
麵包店还在，但橱窗里空荡荡的，只有几个隔夜的黑麵包，硬得像石头。
汤姆把报纸塞进口袋，朝家的方向走去。
他今年十七岁，身材瘦高，脸上还带著少年的青涩，但眼睛里有一种和年龄不相称的疲惫。
两年前，他还是林肯高中的学生，穿著乾净的衬衫，背著书包，和同学们討论著球赛。
现在，他的书包早就卖了，衬衫的领口磨破了，球鞋的底也快磨穿了。
汤姆走过一排排工人住宅。
那些房子曾经是底特律的骄傲——红砖墙，白门廊，门前有小花园。
现在，墙皮剥落了，门廊歪斜了，花园里长满了杂草。
有些房子的窗户用木板钉死了，门上的封条被风吹得哗哗响。
那是银行贴的。还不起房贷，房子就被收走。汤姆记得隔壁的詹森一家，去年冬天被赶出去的时候，小詹森抱著他母亲的腿哭，哭得整条街都能听见。后来他们去了哪儿，没人知道。
他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，在一栋两层小楼前停下来。这是汤姆一家租的房子，一个月十五美元。
以前，这不算什么。现在，十五美元算是压在汤姆一家身上的重担了。
他推开门，一股霉味扑面而来。走廊很暗，灯泡早就坏了。
他摸著墙壁走上楼，推开自家的门。
客厅很小，一张旧沙发，一张餐桌，几把椅子。墙角堆著一些捡来的木柴，是父亲从拆迁工地上捡的。
汤姆家的窗户虽然还在关著，但还是有风从缝里钻进来。
母亲坐在沙发上，膝盖上摊著一件旧衬衫，正在缝补。她的手指很粗糙，指甲剪得很短，指节有些变形——那是常年洗衣服留下的痕跡。她抬起头，看见汤姆，笑了笑。
“回来了？找到工作了吗？”
汤姆摇摇头。“没有。钢铁厂招人，但排队的人太多。我去的时候，已经有几百个人了。”
母亲的笑容没有变。“没关係。先吃饭吧。”
她低下头，继续缝补。
汤姆在餐桌边坐下，看见桌上摆著几个土豆，和半条麵包。那是全家今天的晚饭。
门开了。父亲走进来，手里拎著一个旧帆布袋。
汤姆的父亲五十出头，头髮已经花白，背有些驼，脸上沟壑纵横。
他以前是福特工厂的装配工，一天站十个小时，拧螺丝，装零件。
三年前，工厂关门了，他和几千个工人一起被辞退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再也没有找到过一份正式的工作。
“汤姆，回来了。”他把帆布袋放在桌上，从里面掏出几个罐头，
“今天给码头搬了一天的货，老板没钱，给了这些抵工钱。”
母亲接过罐头，看了看標籤。“豆子罐头。能吃饱。”她笑了。“够吃好几天了。”
父亲在汤姆旁边坐下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，抽出一根，又放回去。
“烟也涨价了。一包要两毛五。还是省著抽吧。”
汤姆看著他父亲。那张脸，和三年前判若两人。
三年前，他父亲是个壮实的汉子，说话声音洪亮，走路带风。
现在，他瘦了，老了，说话的声音也低了。
汤姆记得他父亲失业的那天，回家后坐在椅子上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坐了整整一个晚上。
第二天早上，父亲依旧是穿上了那件旧工装，出门找工作。
从那以后，他每天都出门，每天都空著手回来。偶尔带回来几个罐头，几斤麵粉，或者几毛钱。
汤姆知道，那些东西，是他父亲用尊严换来的。
晚饭做好了。土豆配黑麵包，一人一碗清汤。
四个人围坐在桌边，父亲、母亲、汤姆，还有他十二岁的妹妹莉莉。
莉莉很瘦，脸上没什么血色，但眼睛很亮。她正在上中学，成绩很好，老师说她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。
“爸爸，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。”莉莉说，嘴里含著土豆。
父亲笑了。“是吗？表扬你什么？”
莉莉说：“数学考试，我考了全班第一。老师说，如果我能继续读下去，一定能考上大学。”
父亲的笑容僵了一下。他低下头，喝了一口汤。
“好。好好学。”
莉莉没有注意到父亲的表情，继续说：“老师说，共產党那边有助学金，可以帮穷人上大学。爸爸，我能申请吗？”
汤姆的筷子停了一下。共產党。这个词，他最近经常听到。
在街上，在工厂门口，在救济站的长队里。
有人发传单，有人演讲，有人组织罢工。
他们说，要让工人有工作，要让穷人吃饱饭，要让黑人不受欺负。
有人说他们是救星，有人说他们是疯子，有人说他们是外国人的走狗。
母亲抬起头看向女儿。“莉莉，吃饭。別说话。”
莉莉低下头，不再说话。
汤姆看著她，心里涌起一阵说不清的滋味。她那么聪明，那么努力，她应该上大学，应该过上好日子。但汤姆知道，他们家供不起。就算有助学金，还有书本费，还有生活费，还有路费。
那些钱，从哪里来？
吃完饭，莉莉去写作业了。母亲收拾碗筷，父亲坐在沙发上，点了一根烟。汤姆坐在他旁边。
“爸，明天我再去钢铁厂看看。也许能排上。”
父亲摇摇头。“別去了。钢铁厂不招人了。今天最后一拨，招完就关门了。”
汤姆沉默了几秒。
“那我去码头。你不是说码头要人吗？”
父亲看著他。“码头要的是壮劳力。你太瘦了，扛不动。”
汤姆低下头。他知道父亲说得对。他太瘦了，胳膊细得像麻秆，扛一包货都费劲。
父亲掐灭菸头。“明天我去码头。听说有一批货要卸，要的人多。”
汤姆抬起头。“你已经去了好几天了，该歇歇了。”
父亲笑了。“歇？歇了谁挣钱？”
他没有再说话。汤姆也没有说话。两个人就那么坐著，听著窗外的风声。风很大，把窗户吹得嘎嘎响。
冬天快来了。去年的冬天，他们一家差点没熬过去。
煤不够，柴不够，全家挤在一张床上，盖著两条被子。
莉莉冻感冒了，发了好几天烧，没钱看医生，母亲用土法子给她退烧。
后来好了，但一直咳嗽，到现在还没好利索。
汤姆站起来。“爸，我出去走走。”
父亲点点头。“早点回来。”
汤姆穿上大衣，推开门。走廊依旧很暗，他摸著墙下楼，推开大门。街上很冷清，路灯昏黄，照著空荡荡的街道。远处有几个黑影在移动，大概是和他一样睡不著的人吧。
他沿著街道往前走，走到一个十字路口。路口有一盏路灯，灯下站著几个人，围著一个人说话。
汤姆走近了，看见那个人在发传单。他穿著一件旧大衣，胸前別著一枚徽章——红色的，上面有镰刀和锤子。
“同志们，看看这个。共產党宣言。工人要团结起来，资本家才会害怕。不团结，永远被欺负。”
一个老工人接过传单，借著路灯的光看。“共產党？就是那个说要分资本家工厂的？”
发传单的人笑了。“对。工人干的活，凭什么让资本家拿走大头？”
老工人摇摇头。“说得轻巧。人家有枪，有警察，有军队。你闹，人家就打。”
发传单的人说：“所以我们要团结。一个人打不过，一百个人呢？一千个人呢？一万人呢？”
旁边一个年轻人接过传单。
“我听说过共產党。他们说，在德国，工人当家作主了。在法国也是。在义大利也是。为什么我们不行？”
汤姆站在那里，听著那些人说话。他没有接传单，也没有离开。他只是站在那里，看著那张在路灯下飘动的纸。上面印著几个大字：全世界无產者，联合起来！
发传单的人看见了他。“小伙子，来一张。看看不吃亏。”
汤姆犹豫了一下，接过传单。他把传单折好，塞进口袋里。
他继续往前走，走到一个路口，停下来。路口对面，有一群人。他们穿著统一的制服，举著旗子，旗子上画著一只白头鹰，爪子里抓著一束闪电。他们在喊口號，声音很大，很整齐。
“美国第一！打倒赤色分子！共產党滚出去！”
汤姆站在那里，看著那些人。他们的制服很新，靴子很亮，脸上带著一种狂热的表情。
有人在喊，有人在唱，有人在挥舞旗子。一个穿制服的人看见了他，走过来。“小伙子，你是什么人？”
汤姆说：“我是美国人。”
那人笑了。“美国人？好。那你跟我们站在一起。那些共產党，要把美国变成德国。你愿意吗？”
看汤姆没有说话，那人拍拍他的肩膀。
“小伙子，看你还年轻，別被那些人骗了。共產党是坏人，是外国人的走狗。他们要抢你的房子，抢你的钱，抢你的女人。跟我们干，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活干。”
汤姆看著他。“你们能给我工作？”
那人愣了一下。“工作？当然能。等我们把共產党赶走了，工作就有了。”
汤姆转身走了。他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，风从背后吹过来，冷颼颼的。他把手插进口袋，摸到那张传单。他把它掏出来，借著路灯的光，又看了一遍。全世界无產者，联合起来！
他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话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那时候父亲还在福特工厂上班，每天回来，身上都是机油味。他坐在沙发上，抽著烟，对汤姆说：
“儿子，你要好好读书。將来当个工程师，別像我一样，一辈子拧螺丝。”
汤姆问：“拧螺丝不好吗？”
父亲沉默了很久。
“好。也不好。好的是，有活干，有钱拿，能养活一家人。不好的是，你不知道你在为谁干。你拧的螺丝，装的车，卖的钱，都进了老板的口袋。你什么也没有。”
汤姆当时不懂。现在，他好像懂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