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，柏林，人民监察委员会审讯室。
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，房间內的窗户很高，阳光从上面斜射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一道亮的光斑。
韦斯特曼坐在椅子上，对面坐著主审官赫尔曼·布吕克纳和记录员还有人民陪审员。
主审官布吕克纳翻开面前的卷宗。
“埃里希·韦斯特曼，一九三二年九月，你撰写了一篇题为《下乡实践的真实面目》的文章，投递给《人民观察家报》。
文章中对诺伊多夫村的描述，经查证与事实严重不符。你是否承认？”
韦斯特曼低著头。“承认。”
布吕克纳问：“你出於什么动机要写这篇文章？”
韦斯特曼沉默了很久。
“因为我不想去。我是作家，不是农民。我靠脑子吃饭，不是靠手。
他们让我去乡下，让我干那些粗活，让我和那些……那些农民混在一起。我觉得这是对我个人的侮辱。”
“我以为，只要我把那些事写出来，大家就会同情我，就会反对这个政策。我以为，我是对的。”
布吕克纳问：“现在呢？”
韦斯特曼沉默了很久。“我错了。”
布吕克纳翻开卷宗。
“根据调查，诺伊多夫村有柏油路、有新房、有电、有自来水、有收音机。
你住的招待所乾净整洁，食堂伙食与村民相同。村民对你热情友好，费曼同志教你使锹，群眾给你送番茄甚至给你开小灶。这些，你为什么不写？”
韦斯特曼低下头。“因为……如果写了这些，大家就不会同情我了。”
布吕克纳问：“你恨那个村子？”
韦斯特曼摇摇头。“不恨。”
布吕克纳问：“你恨那些农民？”
韦斯特曼摇摇头。“不恨。”
布吕克纳问：“那你恨什么？”
韦斯特曼沉默了很久。
“我恨我自己。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像他们那样笑著干活，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像他们那样累也值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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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恨自己不如他们，所以我要把他们写得比我更惨。这样，我就心安理得了。”
布吕克纳看著他，沉默了几秒。
“韦斯特曼同志，你的问题不是恨政策，是恨自己的软弱。
你不敢面对自己的无能，所以你要把別人拉下水。你把村子写得越穷，把农民写得越苦，你就越觉得自己有理。
这不是写作，这是自欺欺人。”
布吕克纳说完合上卷宗。
“你的行为，已经构成誹谤国家政策、损害社会主义声誉。
根据《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二十三条，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劳动改造，或並处剥夺政治权利。”
韦斯特曼抬起头。“我……会坐牢吗？”
布吕克纳说：“牢是一定要坐的，但在此期间如果有良好行为是能得到减刑政策的。”
“法律的目的不是惩罚，是教育。你愿意认错，愿意改正，法律就会给你机会。”
韦斯特曼问：“什么机会？”
布吕克纳说：
“劳动改造。让你去体验你笔下写过的那些生活。去一个更需要帮助的地方。
西里西亚山区，有一个新建的林场。
那里的条件比诺伊多夫村艰苦得多。
你去那里，和工人们一起劳动，一起生活，一起吃饭，一起睡觉。你的服刑期就定在那里了。”
同一天上午，柏林，人民委员会大楼。
韦格纳坐在办公桌前，看著一份刚从义大利发来的报告。
“义大利最近的情况，不是很乐观。”施密特说。
韦格纳放下报告。
“葛兰西同志去世快一年了。陶里亚蒂接手，位置还没坐稳。有些人，开始动心思了。”
这份报告是共產国际驻义大利联络员发来的，厚厚一叠，分了好几个部分。
第一部分讲经济，义大利北方的工业国有化进展顺利，但南方的土地改革进展缓慢，地主和黑手党残余势力还在暗中活动。
第二部分讲政治，陶里亚蒂领导的意共中央正在推行城乡融合政策，鼓励工人下乡、农民进城，打破南北壁垒。
但一些地方干部阳奉阴违，表面上执行，暗地里拖延。
第三部分讲干部问题。
葛兰西去世后，意共內部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
有些干部开始搞小圈子，拉帮结派；有些干部对中央的命令挑三拣四，合意的就执行，不合意的就拖著；还有些干部，把集体財產当自己的，把群眾当手下。
其中最典型的，是西西里岛的一个区委书记，叫罗伯托·马尔蒂尼。
他利用职权，把岛上最好的柑橘园划给了自己的亲属经营，还阻挠土改工作队进村。群眾告到中央，他却说：“这是地方特色，不能一刀切。”
韦格纳指著报告上这个名字。“这个马尔蒂尼，陶里亚蒂知道吗？”
施密特点点头。
“知道。但处理起来有难度。马尔蒂尼在党內有些人脉，又是老革命，参加过反法西斯斗爭。动他，怕引起反弹。”
韦格纳摇摇头。
“不动他，才真的会反弹。”
他站起身，走到窗前。
“葛兰西在的时候，压得住这些人。
他走了，有些人就觉得自己行了。他们忘了，革命是靠千千万万群眾和同志们的流血流汗换来的。
他们以为坐在办公室里批几个文件，就能当官做老爷了。”
韦格纳转过身。
“陶里亚蒂什么態度？”
施密特说：
“他在党內发了几个文件，强调纪律，要求各级干部深入基层，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劳动。但效果不明显。
有些干部下去，是坐著小车去，转一圈就回来。群眾说，他们是来视察的，不是来劳动的。”
韦格纳走回桌前。“让陶里亚蒂来一趟柏林。我们当面谈。”
施密特点点头。“我马上去安排。”
韦格纳又拿起那份报告，看了一遍。
“还有，告诉义大利的同志，城乡融合政策，不能光靠文件。
要派人下去，一个村一个村地落实。南方的土地改革，要加快。
那些地主和黑手党的残余，不能让他们有喘息的机会。
至於那些阳奉阴违的干部，该撤的撤，该查的查。
不能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。”
“而且，义大利的问题，不只是义大利的问题。西班牙、法国、波兰、捷克斯洛伐克——每个国家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。
革命容易，建设难。打江山容易，坐江山难。义大利处理好了，就是榜样。处理不好，就是教训。”
“让陶里亚蒂来柏林一趟吧。我想我需要和他好好谈谈了。”
“对了，施密特同志，还有一件事。”
韦格纳说：
“告诉陶里亚蒂，来的时候，把西西里那个马尔蒂尼的卷宗带上。我们一起研究研究，看看这个『地方特色』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
施密特点点头，转身走了。
韦格纳一个人站在窗前，望著那片阳光。
一个国家的问题，一个政党的挑战，远比某些公知写的一篇文章复杂得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