考试前一周，於嫂又来了。
这次她没拎白菜，挎了个竹篮子，上面盖著一块蓝布。
进门先探了探头，看见刘光天坐在老位置上，才快步走进来。
“小同志，”她声音压得很低，脸上带著一种焦急的喜色，“我带孩子去儿童医院了，大夫说是扁桃体反覆感染，让做手术。我就想问问你，这手术……危险不？”
刘光天放下笔，把旁边的长凳往外挪了挪：“於嫂，您坐。”
於嫂没坐，把篮子往桌上一搁，两只手绞在一起，指节都攥白了。
“扁桃体切除术是小手术，不危险。”刘光天说，“但孩子三岁，年龄小，麻醉有风险。建议您去儿童医院，別去公社卫生院，那里条件不够。”
“儿童医院……”於嫂的脸白了一瞬，“那得多少钱？”
“手术费大概十五块，住院一天一块，大概住五天，一共二十块左右。”
刘光天把这些数字报得很慢，等於嫂消化完，才继续说，“您要是手头紧，可以去街道申请困难补助。街道有专项基金，孩子重病需要手术，大概能补十块。”
於嫂张著嘴，半天没合上。
来之前她愁了一路，不知道该问谁、该找谁、该走哪一步。
可面前这个半大孩子，把她想到的没想到的，一条一条全摆在了桌面上。
“小同志，”她的眼眶忽然红了，“你为啥这么帮我？”
刘光天看著她，没有急著回答。
窗外有人在叫卖冰糖葫芦，声音拉得长长的，像胡同里的一截旧时光。等那声音远了，他才开口。
“於嫂，我不是白帮您。”
於嫂一愣。
“我將来要当大夫。现在帮您，是攒经验，也是攒人脉。您男人在前门大街上班，那条街上有好几家大医院，街坊邻居里肯定有在医院工作的。將来我毕业分配，可能需要您帮忙打听消息。这买卖，您不亏，我也不亏。”
他说得平平淡淡，像在陈述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实。
於嫂愣了好一会儿，忽然笑了。那笑容里有一种释然，像一块压在胸口很久的石头终於落了地。
“行，”她擦了擦眼角，把篮子往前推，“小同志，你这买卖，我接了。以后有啥事，你说话。这点鸡蛋你收著。”
“鸡蛋您拿回去，给孩子补身体。”刘光天把篮子推回去，“我不收东西。收了，买卖就变味了。”
於嫂低头看了看篮子，又看了看他，最终点了点头。她把篮子重新挎上，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。
“以后你当了大夫，我去医院找你，你可別不认我。”
“不会。”刘光天说，“每周六下午，我都在这里。考上了卫校，我也回来。”
於嫂走了，脚步比来时轻快得多。陈老头从柜檯后面探出头，看著刘光天的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味道。
“光天，你这孩子……不像十三岁。”
刘光天翻了一页笔记，没抬头：“那我像多大？”
陈老头想了想：“像我这岁数。六十多，看透了的。”
刘光天笑了一下，很轻，像一片槐树叶落在水面上。
“陈大爷，我不是看透，是怕。怕欠人，怕被人欠，怕扯不清。把话说明白，把帐算清楚，睡觉踏实。”
陈老头不说话了。他在柜檯后面坐下，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水，目光落在窗外那棵老槐树上，树梢已经冒了一点嫩芽。
他在这个图书馆待了十年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。
但像刘光天这样的，十三岁，把人情当买卖，把帮忙当投资，却又不是冷血，而是清清楚楚告诉你我在投资你，他没见过。
三月十二日，考试。
考场设在东城区一所中学，红砖楼，木窗框，玻璃擦得乾净。
刘光天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，窗外有棵老槐树，枝条光禿禿的，在寒风里轻轻晃。
试题发下来，他扫了一遍。
数学、语文、常识。
没有难题。前世他考过的高考、考研、考博、执业医师考、职称考，隨便挑一场都比这难十倍。
但他没有掉以轻心，手里的铅笔头削得很尖，每道题都规规矩矩地写完整步骤，连推导过程都写得清清楚楚，像是故意要让人觉得他学得扎实。
三个小时的考试，他每门都留了十分钟检查。
不是检查对错，是检查有没有“超纲”，他不能露出太多超越这个时代的痕跡。
有些知识点他脑子里有更先进的理解，但答题时全部压回教材的框架里。
估分不算难。数学九十六，语文九十二，常识九十五。总分两百八十三。
这个分数全区前三没问题，但又不至於高到引起轰动。
交卷时，前排一个女生趴在桌上哭了，试卷上大片空白。刘光天路过她身边，脚步没停，径直走出了考场。
外面在下小雪，他在校门口站了片刻，看见阎埠贵裹著棉大衣等在马路对面，身后跟著缩头缩脑的阎解成。
父子俩正往考场这边张望，看见他出来，阎埠贵抬手想招呼，刘光天已经转过身，朝相反的方向走了。
他沿著地安门大街往回走，路过鼓楼，路过什剎海。
灰扑扑的平房顶上覆著一层薄雪，空气冷得发甜，是煤烟和雪混合的味道。
路过一个早点铺子时他停下来，买了两个热烧饼，一毛二。
刚出炉，芝麻烤得金黄，咬一口外酥里软，麦香混著焦香，在冷空气里格外冲鼻子。
站在路边吃完一个，把另一个揣进怀里，贴著胸口，留给刘光福。
雪越下越大，他的棉袄渐渐洇湿了，肩膀上一片深色。但他没有加快脚步，反而放慢了。
前世最后几年，他住在高层公寓，双层玻璃，中央空调，一年四季室温恆在二十二度，从不知道冬天的雪落在脸上是什么触感。
现在他知道了，凉的，湿的，让人哆嗦，也让人觉得自己还活著。
走回南锣鼓巷已经是下午。在95號院门口，他迎面撞上了易中海。
易中海是院里的一大爷，轧钢厂八级钳工，月薪九十九块，全院最高。
五十出头的年纪，腰板笔直，国字脸，浓眉大眼，走路带风。
他最引以为傲的不是工资，是“德高望重”四个字，院里谁家闹矛盾，他都要出面“主持公道”，末了加上一句“我一大爷说的话，你们掂量掂量”。
“光天，考试怎么样？”易中海问，声如洪钟，带著长辈特有的那种关切。
“还行。”刘光天说，“等通知。”
“考不上也別灰心。”易中海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手掌厚实有力，“年轻人，路还长。实在不行让你爸找厂里领导说说，安排个学徒工，也是条出路。人吶，得认命，得知道自己的位置。”
刘光天看著他没有说话。
他知道易中海是个怎样的人。偽善？这个词不够准確。
易中海的可怕之处在於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是个好人，真诚地相信他劝你“认命”是为你好。
他把傻柱绑在身边当了一辈子免费劳动力，他认为那是“照顾”。
他把秦淮茹一家捏在手心里几十年，他认为是“帮扶”。
他不是坏人，但他比坏人更让人无处著力，你反抗他，反倒显得你不识好歹。
“谢谢一大爷。”刘光天说，声音平淡得像一杯凉白开，“我尽力了。考上就上，考不上认命。”
“好，好。认命好。”易中海满意地点点头，“你爸是七级钳工，你是他儿子，將来能到五级就算出息了。別想著一步登天，那不切实际。”
刘光天嘴角微微动了动，不是笑，是一种瞭然。
他认命？前世他三十八岁就当上了心外科副主任，做过的心臟手术没有一千也有八百。
易中海一个八级钳工，连心臟有几个瓣膜都不知道，让他认命？
但他没反驳。
“一大爷说得对。”他说完，绕过影壁进了院子。
易中海站在原地，眉头微微皱起来。
这个刘老二，说不上哪里不对，不顶嘴，不犯浑，你说什么他都点头。
可你总觉得那条鱼在你手里滑了一下，没跑，就是握不住。
他摇摇头，归结为：这孩子被刘海中打傻了，有点呆。
刘光天穿过中院，听见身后的脚步声远了，才停下脚。
他从怀里掏出那个烧饼，还是温的，咬了一口慢慢嚼著，抬头看天。
雪小了，像柳絮一样慢慢悠悠地飘。老树的枝丫光禿禿的，掛著最后几片黄叶，风一吹，簌簌地落。
他忽然想起前世的一幅画面。医院老楼前面也有一棵槐树，比这棵粗，比这棵高。
他站在树下抽菸，跟巡迴护士说“这树该修了”。三个月后，他死在医闹的刀下。
这辈子，他不想修树了。他想种一片森林。
三月十五日，通知下来了。
街道的人骑著自行车来的，车铃鐺摁得一路响。进了中院就喊：“刘光天，刘光天家！红星卫生学校，临床医学专业，录取了！全区第三名！”
这一嗓子，整个院子都炸了。
刘海中刚从厂里回来，工装还没脱，站在西厢房门口愣了好一会儿。
他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最后只是重重哼了一声：“考上就考上，中专而已，跟光齐的大专没法比。”
但晚饭桌上多了一盘炒鸡蛋。二大妈端上来的时候特意搁在刘光天面前，刘海中没有动那盘鸡蛋，全程只夹咸菜。
二大妈哭了。她拉著刘光天的手，翻来覆去地看那几道冻裂的口子，眼泪啪嗒啪嗒掉在桌上。
“天儿有出息了，”她反覆说著这一句，声音抖得厉害。
吃完饭后她偷偷把刘光天拉到灶台边，往他手心里塞了五块钱，是私房钱，攒了大半年，纸幣被折了又折，温热而潮湿。
刘光天收了，没有推辞，只在心里记下一笔帐。
刘光齐从保定寄了信来：“恭喜二弟，但卫校毕业只是医士，想进大医院还得继续深造。戒骄戒躁，努力。”
字跡端正，措辞得体，字里行间带著一种居高临下的鼓励。刘光天看完，把信折好放进抽屉，没有回。
刘光福最兴奋。他满院子跑，逢人就喊“我哥考上卫校了！全区第三！我哥要当大夫了！”
在青砖地上摔了一跤，膝盖磕破了皮，爬起来拍拍土继续跑。
那天晚上，刘光天把揣在怀里带回来的烧饼掰成两半，大的那一半给了刘光福。小的那一半他自己吃了，坐在门槛上，看著院子里渐次亮起来的灯光。
院里其他人反应各异。
傻柱在中院水池子边洗菜，听见消息，抬起头来，手里一棵大白菜往下滴著水，大嗓门隔著半个院子传过来：“哟，刘家老二，出息了啊！以后能给我开病假条不？”
秦淮茹从东厢房窗户里探出头，抿著嘴笑，声音温温柔柔的：“光天，恭喜啊。以后咱院里有大夫了，看病方便多了。”她身边趴著棒梗，一双圆眼睛好奇地往外张望。
阎埠贵推了推眼镜，从隔壁院子走过来，脸上掛著標准的“三大爷式”微笑，不冷不热，先道了恭喜，话锋一转就开始问学费多少、助学金多少、住宿怎么算，问完又像是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句：“解成要是也考就好了……”
易中海站在中院正中央，清了清嗓子，声如洪钟：“不错，考上就好。为国家培养医疗人才，是光荣的。但要记住，不要骄傲，要继续努力，毕业后爭取分配到好单位，为人民服务。”
他说完环顾了一圈，像是在检查自己的讲话有没有被所有人都听见。
刘海中站在易中海旁边，跟著点头，等易中海说完才补了一句：“欠条別忘了，每月两块三毛三，少一分都不行！”
所有人都笑了。只有刘光天没笑。
他站在西厢房门口，听著这些声音从四面八方涌过来，恭喜的、试探的、敲打的、占便宜的，像在听一台调错了频率的收音机，嗡嗡响，但没有一条信息是他真正需要的。
他只对一个人说了谢谢。
二大妈给他那五块钱的时候，他握了握她粗糙的手，说：“妈，我记著。”
其余的人，他笑著点头，客气回应，但心里一片澄明。
这些人，这些声音，这些表情，都是1961年四合院生態的一部分。他观察，他记录，但他不参与。
晚上，院子里彻底安静下来。刘光天坐在窗边，借著煤油灯的光，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：
1961年3月15日，考上红星卫校，全区第三名。下一步：入学，建立人脉，启动青霉素项目。
字很小，笔跡很稳。
他把笔记本合上，塞进铁皮盒子，塞进枕头底下。
窗外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，照在老槐树上，枝丫的影子落在青砖地上，像一幅淡墨画。
刘光福已经在炕上睡著了，被子捲成一个团，嘴里含含糊糊嘟囔著梦话，大概是今天喊太多“我哥要当大夫了”，梦里还在喊。
刘光天替他掖了掖被角，然后和衣躺下，闭上眼睛。
后脑勺那道伤疤已经不再疼了。
但那种压迫感还在，那是一种提醒。
提醒他时间在走，这具身体只有十三岁，而他脑子里装著一个外科医生二十年的全部积累。
他需要让这两样东西儘快匹配起来。
三天后，三月十八日，报到。
红星卫生学校在城西，一栋灰色的三层砖楼，操场不大，种著两排刚栽不久的白杨树。
刘光天背著铺盖捲走进校门的时候，正赶上晚饭铃响。食堂里飘出熬白菜的味道。
他在新生报到处签了名，领了宿舍钥匙和学生证。
学生证是一张硬纸卡片，上面贴著他的一寸照片，照片里他的脸比现在胖一些，大概是两年前照的。
他把学生证翻过来，背面印著八个字：救死扶伤，为人民服务。
他盯著那九个字看了片刻，然后把学生证揣进上衣口袋里，拎著铺盖往宿舍楼走。
楼道里光线昏暗，墙上贴著褪色的卫生宣传画，空气里有淡淡的消毒水味。
这味道他太熟悉了，在前世，这是他每天上班时跨进医院大门闻到的第一种味道。
现在，它又回来了。
找到自己的宿舍，推开那扇木门，屋里有六张铁架床，靠窗那张已经被人占了。
他把铺盖放在靠门的下铺，坐下，长长地吐了一口气。
走廊尽头传来一声喊：“新生！到食堂打饭！”
刘光天站起身，拍了拍裤子上沾的灰，推开门走了出去。